殷之光:政治实践中的“中华民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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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梳理从晚清立宪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這個政治实践过程中对于“自治”,特别是“民族自治”政策的运用与阐释,试图说明当代中国在“民族自决”与“民族区域自治”语境下提出的“民族”认同的繁复性。“民族”与社会解放政治理想相结合,饱含了对生产关系及世界体系发展的历史判断。通过对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民族解放运动中社会革命诉求的阐释,大伙能发现一种认同民族差异,却试图超越狭隘族裔民族主义的理论力量。对于革命建国的新中国来说,“中华民族”观念的构成,不但与“反帝反封建”的对抗性革命任务相关,也与其建设性的国际主义普遍关怀密切相连。而必须在20世纪中国与世界不断变化着的政治现场中,大伙才能真正认识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有1个多产生于中国革命這個特殊历史守护线程池池中的事件,其眼前 所饱含的普遍性价值。

   【关键词】立宪自治 联省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主义

   近年来,在西藏、新疆等地突然出现的暴力事件,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学界、媒体以及公众关心的“民族问题图片”,特别是介入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讨论的基本社会语境之一。不少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讨论,可能提出应当“注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调民族同化;可能站在多元主义立场上,论证深层自治的多民族邦联制度是保障平等的唯一合理路径。同样,在西方学界,這個改革开放时候突然出现的,以民族身份认同为标签的暴力对抗,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族群反抗与冲突”(ethnic protests and clashes)①。而究其是因为,不少西方和当代中国观察家将這個问题图片的产生,简单归咎于中国的“民族政策”(ethnic policy)对苏联模式的简单借鉴,进而造成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压迫。在這個叙述中,大伙发现一种当代知识,特别是西方民族学与政治学术语对历史及现实问题图片的系统规训。原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框架下,具有政治自觉以及社会阶级多样性的“民族”(nation)被简单化成了今天认同的政治语境下平面的“族群”(ethnic group, ethnicity)身份。②

   抛妻弃子了政治实践语境去阐述认同是虚伪且非历史的。在讨论“民族”及其相关问题图片时,大多数论者或有意,或无意地将“民族”作为有1个多独立的认同单位,而忽略了民族作为有1个多政治概念,是需要被装进有1个多“国-民 / 社会-此人 关系”的经典框架中去理解的。换言之,在“民族身份认同”這個具有迷惑性的大标签下面,无法掩盖的是社会问题图片的矛盾性与繁复性。特别是随着冷战时期意识行态政治的退潮,在20世纪500年代的世界秩序中,民族主义又在民族這個“想象的一齐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复兴,并越多地始于了了展现其阴暗的、狭隘的排外主义倾向。這個世界主义情节在民族主义政治励志的话 与实践中的退潮,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的碎片化,则更应被当作为有1个多全球性的问题图片来考察。

   今天关于“民族自治”问题图片的讨论,大多数从理论上并未真正超出19世纪以来在欧洲形成的当代西方民族主义(nationalism)框架。這個建立在欧洲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其基础是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中确立的,在基督教国家之间互相认可的国家主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新教相对天主教在欧洲结构国家间的平等权利。這個主权观念,本质上是一种土地产权私有化观念的延伸。王权与教权之间冲突的有1个多重要问题图片,便是对于土地所有权的界定。强调同种同源的“原住民”对一块土地的专属权利,是這個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主权观念的基础。国家主权的建立是因为与普遍教权的分离。在今天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内,這個法律意义上的排他性主权,被作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重要属性,并进而将世界打碎,成为了“天然冰的碎片化空间”(inherently fragmented space)的集合。③在凯杜里(Elie Kedourie)的分析中,大伙发现,這個欧洲现代国家中以民族主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主权身份认同,其基础来自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与后康德主义对于此人 “自由意志”的理论发展。④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康德将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式的残忍政治实践理解为通向理成熟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期期的必然情況。可能,理性必须诞生于自由的此人 基础上。在此人 道德自律(autonomy)基础上产生的理性自决(self-determination)是一切自由的基础,而在自由基础上形成的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则是一种更为优越的政治发展走向。

   作为有1个多在20世纪20年代巴格达出生的犹太人,凯杜里对现代欧洲殖民主义在中东世界扩张后造成的危害感触极深。在他的分析中,欧洲维也纳和会后建立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是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的,而這個秩序在遇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便明显失效。20世纪初分裂奥斯曼帝国的赛克斯-皮科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在凯杜里看来,实际上是英国政府在终于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为了避免欧洲突然出现更大冲突而做出的有1个多仓促决定。⑤這個为了维护欧洲结构秩序而将欧洲民族主义建国原则强加给欧洲之外国家的举动,直接是因为了今天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混乱局面。在凯杜里看来,有1个多统一的、从中东历史中自然生长起来的帝国式政府,显然要比欧洲人在19世纪末出于私欲介入后,草草留给中东世界的民族国家秩序合理得多。⑥

   這個碎片化的现代世界秩序一齐也伴随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觉醒”(national awakening)问题图片。而在這個过程中,小量历史被作为民族国家的建国神话而重新书写,习俗、文化等作为這個倒叙式民族历史的必需品,也被编织到這個套民族国家历史叙述中去,而成为同样具有排他性的“被发明人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s)。⑦一齐,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实际上其理论发展是追随着欧洲政治实践而变化成型,在这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更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运动过程中成为今天世界格局的基本组成单位。⑧這個民族主义与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辩证联系,乃至在这过程中勾连的历史叙述以及文化建构问题图片,在上世纪500年代末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厄内斯•盖尔纳(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和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人深入的讨论中可能得到很好地理论阐发。然而,同样的工作并未真正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特别是从帝制走向共和,从“天下”转向“世界”這個政治现场下得以展开。

   事实上,在今天对民族问题图片的讨论中,有1个多核心的关怀都集中在对于平等问题图片的讨论上。作为一种理论和政策突然出现的民族区域自治,从其1947年在中国正式落地诞生之初,目的便是希望才能在认可中国结构多样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和益产土辦法 差异的现实基础上,建设有1个多中华民族结构的“命运一齐体”。不少学者可能从思想史深层对影响中国的欧洲民族主义理论、苏联民族理论进行了很好的梳理。而从中国学术史传统出发,对“华夷之辩”的架构设计 也汗牛充栋,本文也不用赘述。然而,在中国革命发展与世界主义追求的关系中去重新理解中华民族、理解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则鲜有讨论。正如对于传统中国“华夷之辩”的理解离不开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天下”观的叙述,对于经由革命建国的新中国来说,其“中华民族”观念的构成,不但与其“反帝反封建”的对抗性革命任务相关,也与其建设性的国际主义普遍关怀密切相连。而必须在20世纪中国与世界不断变化着的政治现场中,大伙才能真正认识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有1个多产生于中国革命這個特殊历史守护线程池池中的事件,其眼前 所饱含的普遍价值。

   此外,从民族学、人应学 、思想史深层出发介入的“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民族”观念形成问题图片讨论,皆未深入阐发有1个多重要的事实,即从法理深层讨论“帝国”与“共和”政体之间对原有疆域内“五族”及其“疆域”的继承关系,以及在一场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性政治实践中,从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区域自治”這個制度变迁的确立过程。自19世纪以来,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知识分子,在大伙的政治思考中,对于“民”与“国”之间关系的反思都位于着关键性的地位。⑨而也正是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人民”作为主权主体的地位才真正落实。在革命政治实践中,“自治”作为政治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将具有独行态的“地方”和“民族”,通过有1个多个统一的政治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纳入到了“旧邦新造”的历史互动中。在這個过程中,“平等”的内涵与外延,也通过這個互动得到了发展,并进一步成为新中国法统与治理的基础。原本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面目模糊的“人民”,以及“人民”与“共和”之间的制度性关联,也通过这半个世纪的反抗政治实践,落实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齐纲领》中规定的,“中国人民”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之间那种明确的主权与主权者的关系。⑩

   一、立宪自治:晚清改革中的新“国-民”关系

   现有对民族及其自治问题图片的讨论,一般遵循着经典的思想史研究路数,试图梳理一根绳子 知识分子论述中的概念沿革谱系,或寻找“民族”概念在辛亥前后作为有1个多外来观念,在中国的位于与发展;11或试图找到传统中国天下体系中的“夷夏之辨”与近代(西方)“民族”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再从制度史深层出发,去理解“区域自治”在中国近代治理术脉络中的嬗变及其问题图片。更有如近些年来颇为兴盛的美国“新清史”学派学者,更跳过“民族”概念一种作为有1个多晚近创造物的行态,设定了有1个多中国历史观中的“中原中心主义”,并将作为地理概念的“中原”等同于作为近代种族观念的“汉族”,构建起了一整套“汉族政权”与“非汉族(满族)政权”,“汉文化”与“非汉族(满族)文化”之间勾连互动的“多元性”帝国历史与中国“殖民史”。12在這個逻辑下,新清史学者突然出现了西方中心且非历史的错误,按照今天西方学术励志的话 中的“常识”,预设了“文化”、“民族”,以及“国家”哪此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用此来重新理解有1个多实际上从法理(jurisprudence)上与欧洲 / 美国截然不同的中华帝国。实际上,不是而是随着帝制的衰亡,共和政体随革命而兴起,中国作为一种具有普世关怀的知识体系仍旧在不断延续。

正如威斯特法利亚合约所搭建的主权国家体系在欧洲结构也是有1个多持续在建构中形成的秩序一样13,亚洲结构以“天下”观念为基础的秩序也随着地理视野的扩展以及政治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变化。14正是在這個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与内亚地区及附过包括俄罗斯帝国以及时候的英帝国(旁遮普殖民地)的繁复政治博弈中,清朝始于了了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在维护自身地理边界的动态中,形成了其对边疆地区的新型治理模式。清政府及知识分子对于边疆问题图片的认识,伴随着其后期此起彼伏的边疆危机而不断变化。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克里米亚战争时候,随着殖民主义帝国扩张及贸易权争夺而日益加剧的清朝陆里边疆危机,连同清朝海疆及腹地受到的压力,构成了一种极为繁复的行态性挑战。这超出了古代中国所习惯的来自帝国西北部边塞游牧部族对中华帝国治理的威胁,更对中国政治传统中用以理解世界关系及其秩序逻辑的“天下”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作为一种普遍主义励志的话 的“天下”观,随着這個政治危机不断加剧,始于了了渐渐丧失其唯一性。越多的清朝知识分子以及有避免“夷务”经验的官僚始于了了认识到,描述世界的普遍性励志的话 实际上具有多样性。随着国际法的译介,那种在欧洲政治传统中形成的“国家大伙庭”(family of nations)秩序及其眼前 所承载的对于国家组织土辦法 、国家治理模式、法律秩序、法理基础、国际关系规范等一系列的叙述也始于了了逐步进入中国知识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8434.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